不行，得想办法。
刘牧樵想了一个办法，这次，他规定只讨论680处错误的地方，另外1000处不够精准的地方，他不准备拿出来讨论了，自己修改算数。
部里专家的意思很明确，这本书不是刘牧樵自己的专著，而是全国专家们合作撰写的，修改，你得通过负责撰写的编者。
刘牧樵不能命令他们改，而是说服，他们同意了才行。
当然，最终决定权在你刘牧樵手里，但是，你过多使用最终决定权，显然是不对的。
要把这项工作做好，他思考了1整天，最后决定把任务分解下去，680处错误的地方，全部打回给编撰者，要他们找资料，对和错，都要写出答案。
这一招很管用，等于是给了别人一次纠错的机会，谁会坚持认为自己是对的？
再说，错了也不丢丑，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教材都是一脉相传的，我的错不是我发明的，而是上一任的上一任就错了。
即使是上一任的上一任，他也不一定是首创，他也是抄的，也是从别的书转抄过来的。
原创的东西很少，也不需要太多，教科书讲究稳妥，不出错就是最大的成就。
可以说，编撰人员，大多数的工作就是转抄一下上个版本的内容，偶然加一点近几年的成果，并且是已经公认的成果。
像刘牧樵这样一下子指出680处错误，这对于写教材的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
教科书是所有书籍中最正确的，带有法定的作用。
譬如你是按照教科书的流程执行的治疗，打官司的时候会判你胜，如果你的治疗是从其他资料上借鉴过来的，你就不一定能赢官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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