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势急转直下，必须尽快澄清德国的态度。请再作努力，并即复告。”
五月八日下午，佐藤大使请求立刻会见安德里。几个星期来，安德里一直避而不见佐藤。安德里答应晚八时见他，但几分钟后又不加解释地要求把会见时间提前到下午五时。
五时前几分钟，当佐藤进入迂回曲折的帝国大厦时，他强作镇定，他被领到安德里的书房，但他还来不及用德语(这是他的习惯)向这位外交委员致意，安德里就把手一挥，打断了他。“我这里有一份以德国的名义给日本政府的通知，我想向阁下转达。”
佐藤的本能告诉自己这是一份宣战书。虽然这并不出他之所料，但是这件事之成为现实却是一个打击。安德里起身离开办公桌，在一张长桌的一端坐下来。佐藤被示意在桌子另一端的椅子上坐下。安德里以固有的表情开始宣读一份文件：
“在罪恶的苏维埃苏联战败后，日本是远东继续进行战争的唯一大国。
中华帝国于四月二十六日关于日本武装力量无条件投降的要求遭到日本拒绝。因此，日本政府向德国提出的在远东调停的建议失去了全部基础。
德国政府认为，这个政策是唯一能更快实现和平，使人民免作进一步牺牲和进一步受苦。
鉴于以上所述，德国政府宣布，自明日，即五月九日起，德国认为自己对日处于彻底断交状态，日住德国大使馆，限于三天内全员撤离欧洲。。”
佐藤大使抑制着冲动，作为照顾，他能否把这个消息用电报通知他的政府。安德里改变了毫无表情的面容回答说，他想发什么电报就发什么电报，还可以用密电。
他说，就个人而言，他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遗憾。“对于过去几年你作为大使的行动我一直深为满意。我感到高兴的是，尽管我们遇到种种困难，我们两国也没有彻底的交恶。”
“对贵国政府之善意和款待，我谨表示感谢，”佐藤吞吞吐吐地用德语回答说，“这使我在这个困难的时刻仍能呆在柏林。我们要作为敌人分手，确实是不幸的事情。但是，这也没有办法。不管如何，让我们握握手再分别。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握手了。”
他们握了握手，但日本大使馆内的电话几乎立刻就被切断，所有电台设备全部被没收。佐藤用日文明码写了一封电报，派人送到电报局。
毫无疑问，对东京的轰炸使德国人把自己的态度彻底端正过来。
告日本人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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