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在这个年代，在一些领域的生产力都比后世的中国来得高。
同时在产业上完全是用自己的技术建设起来的，不是靠西方人的技术，因此利润没有被西方人剥夺。加上中华帝国政斧向来是走精细化管理路线，而且中央高度集权，更是减少了内部的资源损耗。
这也是为什么中华帝国在十三年就铺设了十五万公里铁路的主要原因。
就那些落后国家来说，资本发展有两次机遇。
第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华帝国抓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遇。
后世的中国，两次机遇都没有抓住，而曰本却抓住了两次机遇。
但在这个时代，曰本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受打击，受到了中华帝国给与的战争创伤，因此一定程度上错过了这次资本发展机遇。
后世的中国，在发展目的姓上不够明确，而此时中华帝国在发展目的姓上非常明确，那就是为了战争而发展经济。
中华帝国初期的发展模式，是以中央政斧和地方政斧进行建设来实现经济的带动，是一种人围着建设转的模式。
而接下来，就要转变为建设围绕着人转，也就是刺激国民消费，来带动经济。当透支消费达到了一定程度时，也就到了物极必反的程度，又从建设围绕着人转演变为人围着建设转。
当人围着建设转到一定程度时，又到了物极必反的时期，又开始施行建设围绕着人转的模式。
如此不断循环。
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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